“問題就在于標本的不確定上。”廣州市文物總店陶瓷專家張衛星對此解釋，“古陶瓷種類繁多，且經歷千百年風霜后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。有些是出土的，有些是傳世的，其表面特征有天壤之別，因此系統地采集標本是重要前提。”他舉例說，同是出土的假定都是景德鎮青花，必須在全國范圍內采集標本，分析其出土地的土壤性質對瓷器表面產生的影響等，而傳世品同樣如此，南方、北方的氣候可能對瓷器造成怎樣的影響，并要考慮保管條件、保管手法、清潔方法等。“科技應用需要很多前提條件，如果采用的僅僅是隨意的分析，結果可想而知。”他提出，如果有重要大型實驗室去做這件事，研究者可以更好的利用這些數據，來充實所謂的傳統——即邏輯推理鑒定體系，“小型機構基本沒有成功的可能。”
　　“如果參照物都錯了，那所有建立在之上的理論也就成了謬論。”廣州一家拍賣行的負責人表示，“現在市場對公立機構的部分鑒定力量都不太認同，更何況民間機構的說法？要掌眼必須有實踐經驗，怎么可能學會那套理論后連普通人都能干這活兒了？像老一輩鑒定家蘇庚春，家學深厚，而且16歲就作為買手獨當一面，后來才進文博系統，這樣的大師的意見才可信。”
　　古董鑒定的“眼學”也是科學手段
　　行家陳先生透露，對于現在某些博物館、鑒定機構出具的證書，絕大多數的拍賣行、行家都不認。古玩商、行家、藏家認的是什么？還是“眼學”。“‘眼學’在國外其實這是一門比較科學。比如我們從公家、私人收藏都看過很多真品，頭腦里建立了標準，與之標準相符的就是對的，不符合就是假的。”
　　“作為古陶瓷研究的泰斗，耿寶昌先生早就指出，文物鑒定是一門講究科學的學問，利用科技手段來解決文物鑒定的問題，無論是出發點，還是手段，都是值得重視的。”張衛星解釋，“真正的文物鑒定，包括傳統目鑒等，其實是相對科學的，它依靠了邏輯推理、經驗及科學手段等。一旦你參考的數據越多，可靠性相對越高。”
　　那么，如何確定專家掌握的“眼學”標準是正確的？陳先生認為，眼力需要建立在科學的學習基礎上：“比如，北京故宮、臺北故宮的藏品主要是歷代流傳的藏品，絕大部分經過專家鑒定，國外的博物館也是，有大量的公認標準流傳器。這些東西是我們在研究瓷器時的依據，就是鑒定的標準。”
　　而張衛星則強調，不少老一輩鑒定家有充分的實踐經驗，例如孫瀛洲先生還擅于仿古，他仿制的仿永樂青花小盤至今仍存在故宮，這件東西可以把很多學者騙倒。“他推出的‘辨其色澤，度其厚薄，審其片紋，觀其氣泡，摩挲以別粗細，扣敲以察音響’實際上就是一個方法論，是十分科學的理論。而耿寶昌先生同樣是在具體的經營中成長起來的，他推崇‘耳目手三者結合的胎釉鑒定法’同樣也是科學的邏輯推理。”